三是有关心才有信任。居民之所以反对邻避设施“建在自家院子里”，主要是认为项目的好处由全社会和经营者占有，而负面效应则要由附近居民承担，收益与代价不对等。因此，用多元补偿手段弥补邻避设施的负面效应，是化解邻避运动的关键办法。在美国，经济补偿一般分为货币补偿和实物补偿。货币补偿不直接发给居民，只能用作社区建设的基金。实物补偿主有提供就业岗位、修建道、建设图书馆、兴建游乐设施等公共设施或公共服务。具体做法上，有区域互补模式，还有将多个补偿方案和邻避设施共同打包“拍卖”、由愿意承担项目的地方竞争的模式。当然，一切补偿的前提，是从技术和管理上认定相关项目的风险可控。

二是信任不能靠拍胸脯，要靠制度。现代社会越来越复杂，越来越需要一个科学的治理体系。比如在业主代表、和项目单位三方共同参与下，明确监测、公示、意外补救等制度，设立监测系统，定期进行环保评估，事前、事中、事后相结合，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，才可能得到的信任。建设又是制度建设的关键和根本，针对大气、水质、噪音、废弃物、海洋污染等问题，围绕监测评估、费用负担、赔偿补偿、纠纷处理、责任追究等环节，应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，明确相关的目标、流程、要求和各方的权责。

前述的国内几个案例，都有的环评手续，但为何仍不相信？更深层的原因是，一些部门长期以来没有摆正。一些地方受到错误的政绩观影响，为招商引资忽视和公共利益，在项目上马前，环评工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甚至帮助企业“过关”；项目上马后，面对明显的问题推诿掩饰，导致群众对环评手续、承诺缺乏信任。比如2014年的福建衡东县大浦镇300名儿童血铅超标，当地环保部门说有关企业排放达标，儿童血铅超标是“咬铅笔”造成的，罔顾铅笔芯有石墨无铅粉、许多儿童尚未读书、使用铅笔等事实。

经过数十年的治理改进，近年来发达国家“邻避运动”的频度和烈度已明显下降。而转型期的中国正在面临着这一大考，“邻避运动”，可以成为中国公信力的测试指标，也可以成为提升公信力的重要抓手。

从国内外经验看，化解“邻避运动”的过程，本质上也是提升公信力的过程。

“邻避”( Not In My Back Yard）意为“不要建在我家后院”，指居民因担心危害而抵制某些设施建在自家附近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，“邻避运动”在欧美、日韩此起彼伏，近年来，在我国的番

首先是决策做的不够。相关项目的选址，往往延续“官员+技术专家”模式，重技术轻沟通，相关部门常常是“内部决定一公开宣布一受到质疑后再”，不少居民感到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。有的尽管事前有信息发布，但对普遍的担心质疑，解释、回应不够，未能打消顾虑。比如据报道，2014年杭州拟建造九峰垃圾焚烧厂，事前征集有不少是走过场，项目计划公布后，2万多人信反对，当地仍未作有效回应，直到事态不断发酵扩大。2012年的什邡事件也是这样，不少群众的不满已高涨多日，当地仍偷偷开工。“没有参与就没有信任”，这个教训恐怕还不仅仅是在环保项目方面。

一是有参与才有信任。历史经验表明，单方行动会加剧的忧虑，而事前告知、参与，加大的话语权，会让更放心地接受，还可能提出更好。自下而上的的参与是解决邻避冲突非常重要的方案，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项目，行为应从强制性向协商性转变，提供参与邻避设施决策的机会，由“决定一宣布”转向“参与、自愿、合作”。其中如何完善居民代表制度是一个关键和难点。比如业主委员会如何产生、运作，如何对外代表居民参与相关项目的调研考察，如何对内及时有效沟通，增加居民对项目、和项目单位的了解。

邻避运动与维稳压力叠加，使得涉环保项目“不闹就上，闹了就撤”在多地不断重演，所带来的危害，一是会进一步认定决策“本来就有问题”，加深不信任情绪。比如多地“逢PX就反”，与多年前PX项目从厦门迁出有明显关系；二是被叫停的项目未必都有问题，手续齐全、技术安全的项目说停就停，投资者利益无法保障，当地投资恶化，同样会损害的公信力。

综合国内外情况看，“邻避运动”普遍出现在城市化和工业集中化时期，在这一时期，重化工、核工业以及各类城市生活设施建设频繁，工业化前期累积的问题正日益凸显，而人们的环保意识和意识正明显增强。更重要的是，在这些背景下，的公信力问题凸显。

此外，无论在哪个环节，有效的舆情监测、有针对性的沟通，都很重要，这方面讨论的文章已经不少，不再赘述。

“邻避”( Not In My Back Yard）意为“不要建在我家后院”，指居民因担心危害而抵制某些设施建在自家附近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，“邻避运动”在欧美、日韩此起彼伏，近年来，在我国的番禺、厦门、大连、什邡、启东、杭州等地也陆续出现，殡仪馆、垃圾场、铁、PX项目、核电站等设施，只要可能对附近的和资产造成负面影响，就常常会遭到当地的抵制，中国正在成为“邻避运动”最频繁的国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