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文刊载于《三联生活周刊》2019年第32期，原文标题《躁郁症的两极人生》

北京安定医院抑郁症治疗中心六区病房主任王雪在与病人交谈

记者 黄子懿

实习记者 李秀莉

摄影 肖予为

放大的自我

“我可以当歌星的，你信不？”22岁的姑娘田甜问道。她头发散乱，眼神却很坚定。还没待我反应过来，她就说：“不信我给你唱一个。”随即就是一曲李玉刚《新贵妃醉酒》里的“爱恨就在一瞬间，举杯对月情似天”，她唱得很投入。

“我还可以走模特步，你信不？要不我给你走一个。”田甜一边说着，一边作势准备脱下外层的衣服，在一个走廊里迈开步子。被我和摄影记者拦住之后，她念叨着：“我也能当记者的，真的，不骗你。”

这并非某个选秀或培训现场，而是北京安定医院抑郁症治疗中心的六区病房。住在这里的，都是患有抑郁症和躁郁症的病人，田甜是其中之一。2015年，她读高二时辍学，回家后出现反常，会在半夜3点就起床洗头，反复对人说有人来给自己拍照；她在纸上写下宣言，说要去美国。她还整夜通宵地读书，每天只睡3小时仍不觉得累。她胡言乱语，对妈妈说：“你是魔鬼，为什么变成我妈妈的样子，还穿她的衣服！”家人带她看了很多医生后，半月前送来急诊。两周过去了，显而易见地，她的状态仍然比较兴奋。

“她目前还是处于躁狂状态。”北京安定医院抑郁症治疗中心六区病房主任王雪说。田甜患有躁郁症，即狂躁抑郁症，专业术语为双相情感障碍（Bipolar Disorder，下称“双相”）。这是一种复杂的抑郁症类型，患者状态像是起伏不定的山峰，抑郁外还有躁狂。“抑郁症只有一极，情绪低落、精力减退，而躁郁症还有另外一极，即躁狂发作，其状态基本跟抑郁完全相反。”

王雪主管的六病区全是女性病人。从病房通往外面世界的距离不到50米，却要经两道门，她和同事得小心翼翼保管钥匙，在每次进出后锁门。病区住院的约60个病人中，躁郁和抑郁症患者大致各占一半，两种病人并不分开，共处一室。医院以前尝试过把躁郁症患者放在一间病房，“结果她们互相老打架”。

躁狂状态有三大表现：情感高涨、思维奔逸、意志活动增强。王雪说，很多病人情绪精力饱满，精力饱满，甚至几乎整夜不需要。同时语速飞快、观念跳转，自我感觉良好，觉得自己能做好多事情。曾有一个33岁的病人，住院后就管理起了同房病友，拔掉了病友的输液针，说“她不该输液”；后来她还列了一份计划书，用工整的字迹写着未来三年的目标：阅读2000本书、拥有上千万资产、拥有上千万人的团队、要精通房地产与汽车制造业等，一共15条。

来这里前，我本以为病房氛围会是压抑的，躁郁症患者也更难管理。王雪却摇了摇头，说“很有意思的”。作为医生，她有时会被躁狂发作的患者情绪感染，他们眼神明亮，热情洋溢，“不知为什么莫名其妙地高兴”。看抑郁症病人时，医生问上十句，有时病人才能说上一句。而躁郁症患者，很多时候只需要“稍微引导一下”，患者就会主动说上十几分钟。

一次，王雪问一个来看病的胖姑娘：“你有什么爱好吗？”姑娘就像田甜一样唱起了歌，完了还说喜欢跳舞，“我还能劈叉呢”，当场在诊室表演劈叉。每年逢年过节，医院会组织病人联欢会，躁郁症病人排演的节目总是最好的，“特别能带动气氛”。医患关系本需保持距离，病人却表现得跟她很亲昵。有时她查房，不时就有一个病人扑上来：“啊，我要抱抱你，我特别喜欢你。”出院时，一些病人还会主动留下联系方式：“咱俩以后常联系。我有一个公司，来我这儿上班啊！”

还有一次，王雪带十几位实习学生来病房参观。一个躁狂病人见人就兴奋起来，召集他们到公共区域，当场发表演讲，滔滔不绝大谈国内外大事，要求每个学生站起来发言，“不发言不准走”。学生当场惊了，王雪就说：“现在知道什么是躁狂了吗？不用对着书本看了。”

在解放军总医院第四医学中心主治医师唐志雄看来，躁狂状态就是一个“放大和夸张的自我”。“抑郁是无限缩小的自我，而躁狂就是反之。”在这种状态下，人的能量、精力与想象都被调动与放大起来，“就会觉得‘我很有钱、有权或者有才，能做很多事情’”。他以近期的“国航监督员”事件举例，觉得对方就是典型的躁狂发作，“对自我的认知夸大并将其行为化了”。

在国家对精神疾病的管理体系中，躁郁症与精神分裂症属一样，同属于重性精神疾病，严重程度高于抑郁症。而从症状表现来看，躁郁症与精神分裂症还不一样，“精神分裂症的思维、情感和行为是紊乱的，常人很难理解，但躁狂患者的这三者都是协调的。”王雪说。

“那是一种无形的力量把你往前推，完全不受自己控制的。”43岁的躁郁症患者龙华患病已有近20年，他也关注着“国航监督员”事件。他长得高壮，戴着眼镜，言谈思路清晰，显得文质彬彬，交谈中看不出这是一个病人。2000年，龙华被诊断为躁郁症。那一年，龙华躁狂发作，一度感到精力无限，食欲猛增，眼神犀利，“没人敢跟我对视”。他一有想法，就会给通讯录中的每一个人打电话，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。

抑郁症患者在病房内，她们平均每人在此住院一个月

龙华常常晚上不睡觉，写工作计划书，洋洋洒洒几千字一气呵成；他还临摹苏轼、辛弃疾等人的豪放派诗词挂在床头。他家在上海，喜欢足球，就直接去上海申花队基地要求加入，被拒绝后买几条中华烟给门卫。他每天西装革履出入高档场所，见人只说英文。甚至有一次，他在咖啡厅想去洗手间，就让服务员帮他看一下包，回来后转手给了服务员1000元小费。“确实做过很多荒唐的事情。”龙华说，这状态持续有半年，他当时并没意识到这是病。

北京首钢医院精神科医生宋翠林说，躁郁症病人处于躁狂状态时，常自己感觉特别好，甚至“不认为那是病”，医生问诊时一般都要参考家属的描述。“患者处于躁狂期时，大多是家属发现问题才来就诊的，只有抑郁时才会主动找医生。”王雪说，通常躁狂期不会太长，大多短于抑郁发作病程。躁郁症终究是躁狂和抑郁起伏相依的，可交替循环发病，这才是躁郁症的本质。

两极间沉浮

在龙华的记忆里，2000年那次是最厉害的一次躁狂发作。在彻底被击垮之前，他更多以一个年轻才俊的形象示人。2002年，龙华进入一家外企做销售，不到3个月业绩就是全公司第一，个人业绩占整个公司七成。领导非常赏识他，2004年派他到国外培训，2007年任命他为北京分公司总经理，年薪15万元。刚到北京时，招聘、培训、市场开发、客户关系，龙华很快获得北京同事认可。“那时候状态特别好。”龙华说。

躁狂有程度之分。在医生眼里，这可能是一种轻躁狂状态，即躁狂轻度发作，表现为心情愉悦、思维活跃、有创造力而精力充沛，却没到反常程度，甚至反而会在学习工作和专业领域展现更强的竞争力。一位曾有过三次轻躁狂状态的病友描述，轻躁狂是另一番景象，“好像伴随着欢快的音乐”。王雪甚至曾遇到一位病人，高考时正赶上轻躁狂发作，超常发挥拿了高分。上大学后，这位同学陷入抑郁，就问王雪能否开药将她调至轻躁狂状态。“压根没有那种药。”王雪只好回应说，轻躁狂状态不能持久，如果缺乏恰当治疗，甚至会变成严重躁狂或转为抑郁。

躁郁症有其分类，按照抑郁与躁狂的程度与时间，大致分为双相I型障碍与双相II型障碍。I型表现为躁狂发作+抑郁发作；II型则是轻躁狂发作+抑郁发作，躁狂程度较轻，以抑郁为主。王雪说，躁狂症状要持续时间要达7天，明显影响社会功能，才能诊断为躁狂发作，而轻躁狂发作只需4天病程。

人的能量是守恒的，持续地兴奋躁狂后，终会迎来抑郁的低潮。龙华的好状态没有持续太久。来京4个月后，他抑郁发作，把药量加大4倍，直至身上出了红疹也没有好转。他撑不下去了，电话告知领导说想回上海。领导挂断后给他发短信：“你在搞什么？”回上海住院治疗2个月后，他选择辞职。当时，公司已传出关于他病情的流言，“同事看我的眼神都变了”。

那并非龙华第一次抑郁发作。1999年，还在读大学的他某天正在实习，突然感到头部昏沉、思维减慢、行动乏力。他不敢说话，也不敢直视别人的眼睛，睡眠陷入紊乱。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，医生诊断为抑郁症，就给他开了抗抑郁药物。龙华只吃了4天，就觉得“脑子里有一股力量要往外喷”，由此有了那次“最厉害的躁狂发作”。

在医生的眼里，这就是“转相”——由躁狂转抑郁，或是从抑郁转躁狂。转相可能是疾病的自然病程，也可能与药物治疗有关，例如使用抗抑郁药物引起的抑郁转为躁狂，医生习惯称之为“药源性转躁”。这是判断患者病症的关键，也是诊治的一个难点。多数病人是在抑郁期求医，被误诊为抑郁症的风险很高。

也有病人被误诊为精神分裂症。唱歌的女生田甜2015年发病后，父母就将她送医，先后两次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，服用的也是精神分裂症状的药物。2019年，田甜觉得效果不好，自行停药。此后病情反复恶化，说自己在天上飞，在水里游，然后离家出走。碰见我时，她用十分肯定的语气说：“我父母本来都死了，后来又被天主给救活了，不信你去翻死亡记录。”

一项2007年的统计显示，在欧美，双相患者从首次发病到确诊平均约需5～10年。“精神疾病成因很复杂，医生的所有治疗都是对症治疗。患者出现某些症状，我们就用相应药物来控制症状，无法从根本上对因治疗。”王雪说，这是目前诊治的一个困境。

“比如双相II型看着特像抑郁症，但按照抗抑郁治疗，有时候怎么治都不好，这时候医生可能就要调整诊断。”唐志雄说。还有的病人，药物吃着吃着就转相了，觉得自己痊愈了，发短信打电话，热情地向医生表示感谢。医生这时候却会想“坏了，可能是要转相了”。

而相较于抑郁症，躁郁症的复杂性、复发率、自杀率都更高，对自身与周围的杀伤力更大。据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心境障碍科主任方贻儒估计，躁郁症终身复发率高达90%，高于抑郁症的80%。国外研究发现，其患者中约有20%～40%曾有过自杀行为，自杀风险是普通人群的10倍。躁郁沉浮间，人的状态像是一条上下起伏而延绵不断的曲线，而这条线，随时都有折断的可能。

20年来，龙华已记不清自己复发过多少次了，“病情反反复复，30～40次是有的”。他说自己发病20%是躁狂，80%是抑郁。缓解状态最多持续半年，只能利用这半年拼命工作挣钱。2002009年整整两年，他因抑郁几乎全在床上度过。疾病让他无法全身心工作，磨平了锐气，生活没了亮色。

“双相患者一旦转抑郁，体验感会很差。”王雪说，躁郁症患者的抑郁程度不一定会比单相抑郁更高，但心理落差会更大。巨大的情绪波动下，暴力与自杀会成为一些患者的选择。2007年，一次与家人争吵后，龙华来到黄浦江畔，望着滚滚江水想跳下去，但脑子里另一个声音告诉他：“人世间来一趟不容易，至少要尝试所有治疗方式。”龙华没有跳下去，此后辗转全国各地医院看病，还常与国外病友交流，但多年来仍不见好转。“就是治不好啊，国外也是吃那些药。”

有些医生说他是双相I型，更多的人说他属于双相II型。至今也没人能说清楚龙华所患何病。对这类久病难愈的病症，有医生称之为“难治性抑郁”。王雪说，抑郁症很复杂，双相尤甚，在大类I型与II型之外，还有混合发作型、快速循环型等等，类别极为复杂，诊治手段也不一样。

“患者发作的类型千千万万，不是照着书上来的。有些是上午抑郁、下午和晚上躁狂，还有些就是躁狂抑郁完全交织在一起，昼夜不分，交替非常频繁。”王雪说，“经充分治疗的躁郁症是可控制的病情的，达到缓解期，恢复社会功能。而因为躁郁症这种复杂性和复发率，长期吃药就尤为重要。越是长期服药，病情越能稳定，复发风险越小。而药物治疗，只是抑郁症治疗里最基本的治疗。”

社会系统的支持

安定医院以诊治精神疾病见长，是全国最早的精神专科公立医院，王雪在此工作十余年。她说，早年住院患者中精神分裂症较多，2006年医院成立抑郁症治疗中心后，前来就诊的抑郁症患者增多，住院病房里，抑郁症和躁郁症患者的比例已超过精神分裂症。

中国抑郁症发病率在逐年增加。2019年3月，首次全国性精神障碍流调结果在国际医学期刊《柳叶刀·精神病学》上发表。这项研究显示，我国成人精神障碍12月患病率（指过去12个月的患病比例）为9.32%，高于此前多个调查结果。其中，抑郁症等心境障碍患病率为4.06%，仅次于焦虑障碍（4.98%），远高于精神分裂症等其他障碍（0.61%）。“以前也有，主要是这些年社会识别率和认知度高了。”王雪说，来看门诊的抑郁症患者越来越多，医院门诊量常常爆满。

在躁郁症门诊，来就诊的很多是青少年和学生群体。北京大学第六医院情感障碍课题组负责人马燕桃曾对本刊记者表示，近年来中国躁郁症有个明显特点就是发病年龄提前，以前的高发人群年龄在25～40岁之间，现在至少提前10年。“有的孩子15岁，正处在从初二到高三的求学关键时期，就开始出现这个问题。”根据马燕桃的观察，“最近10年，在整个群体里，特别在中国社会，躁郁症发病率有迅速上升的趋势。”

唐志雄认为，这与青少年大脑还没完全发育成熟有关。“当这些孩子的神经还是易兴奋的、大脑还没完全建立起理性思维的防御体系时，就要受到来自学校、家庭和社会的多方压力，很容易受影响崩溃。”唐志雄担心，10年之后，这可能会成为一个社会问题。王雪则补充，发病年龄提前的一个隐患是“相较于老年病人，青少年抑郁症更容易发展成躁郁症”。

2015年，当时正在北京某公立中学上初三的同学文昕抑郁症病发。她说，这是因为学习压力过大。病发前，她在家长与老师眼里是典型的“乖孩子”。在同级300名的应届生中，她的成绩名列前十，考过年级第一，目标是以后能上哈佛大学。她对自我的高要求在升入高一后压垮了她。抑郁症病发后，文昕休学一年，因吃药转躁而被诊断为双相情感障碍。

文昕的很多压力源自家庭。他们一家是90年代来京打拼的新移民，没有北京户口，但靠着努力在这个城市扎根。“以前很怕犯错，希望孩子有好的前程。”文母说，小时候文昕一犯错，她就会厉声呵斥，导致孩子内心压抑，与父母关系也不好。文昕形容之前的家庭关系为“爸妈都很忙，冷漠而交流很少，一家人在家都不怎么说话”。

在抑郁症社群“渡过”创始人张进看来，抑郁症成因复杂，但大体可以分为生理、心理和社会支持系统三类，治疗也需要从这三大板块入手，具体方案因人而异。其中，药物治疗解决生理因素，是对抑郁最直接硬性的矫正，心理治疗解决内心冲突、提高认知能力，社会支持系统则是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的组成部分，营造良好疗愈环境。这是他患病8年后总结的经验。

而心理治疗价格高昂，并非每个患者都能负担。这种情况下，社会系统支持就更加重要。文昕生病后，父母意识到过往教育方式欠妥，陪孩子治病，走访各地疗愈。文昕病后情绪低落，不愿意吃药，文母就说：“这不是病，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。”文昕母亲如今非常感谢疾病，“不然家庭不会像现在这样有了温暖”。慢慢地，文昕走了出来，也不再以哈佛为目标。今年高三毕业后，她被录取到一所美国前50名的大学。

龙华发病时只有22岁，他没有那么幸运。由于抑郁时常发作，他换了几家公司后再也无法工作，离职时连工资都忘了讨要。他只有做兼职，先后摆过地摊，做过电话销售，每天发200多张传单，还帮证券公司开户。这些都没有底薪，但也不是朝九晚五。一旦抑郁发作，可以方便他停下来休息。

“我真的不怕吃苦的。”龙华说。有一次，他去建材市场拉客户开户，三天里走了无数路，脚上起了5个泡，有一个水泡在两个脚趾之间，疼痛难忍，他就用一张餐巾纸裹在两脚趾间。晚上回家后，他脱下袜子，发现泡破了，纸巾和皮肤粘在一起。他只好用力拉扯，却把整块皮肤都撕了下来。看到一瓣瓣血淋淋的肉，这个身高超过一米八五的大男人哭了。

然而即便是这样，龙华还要被父母说“好吃懒做”“怕吃苦”，14岁的侄子都会问他：“舅舅你都40多岁了，怎么还不出去工作？”龙华父母是国企中层干部，父亲性格急躁，母亲则不能理解精神疾病。龙华想去做电击治疗，费用不菲，他问母亲要钱说想去看病，母亲就说：“你没病，别跟我说，你去跟医生说。”还有几次，母亲甚至会将他吃的药藏起来，不支持他吃药。直到今天，他依然常常需要在家里跟父母斗智斗勇，吵吵闹闹。“最伤你的话，却是从你最爱的人口中说出来的。”龙华说，“如果我的家人能够支持和理解，那么今天我这个病会不会好一点？”

“对精神疾病的歧视，其实不仅社会有，家庭内部也有。”王雪说，家庭支持很重要。她见过很多患者患病后，丈夫将其丢给娘家人，甚至提出离婚。还有很多次，她给病人开了药，病人愿意吃，家人却不能接受孩子得精神病的现实，对她说：“我家孩子没病，就是心情不好，爱发脾气，你为什么让她吃药，吃了这药孩子不就毁了？”

龙华前后吃过几十种药，那是他最倚重也是唯一能依靠的治病方式。他坚信疾病发病主因的生理性——他的家族有精神病史，爷爷“文革”期间曾因此住院，父亲则性格极端。他觉得，自己成长经历平稳顺利，没有大的挫折和打击，却得了躁郁症，似乎只有生理遗传才能解释。“我真的没有做错过什么大事情。”龙华说，“我们只是大脑得了慢性病，跟高血压、糖尿病在本质上是一样的。”

如今的他，主要在家养病，精力好时会为其他病友提供咨询。20年的患病和诊治经历，让他久病成医，成了病友圈里的小专家。在网络签名上，他写着：“苦过你的苦。”他一直以化名示人，对于那些勇敢站出来讲诉自己患病经历的病友，他内心钦佩，而自己则仍有顾虑。

“说实话，我没有那种病耻感，但是会有一种害怕感。”龙华说，虽然近年来社会对精神疾病的认知已提升很多，但多数人都无法体会到作为精神病人的压力，这并非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。“一个精神病人受到误解后，那种攻击和压力是很可怕的。”

有很多次，有病友咨询他，要不要给同事和朋友公开病情？龙华都会劝他们慎重，如果要辞职或请假，就直接找到单位一把手阐明原因，“一把手有时候是明事理的”。在家庭内部，也只能告诉最亲的几个家人。“毕竟我们还是病人，要学会保护好自己。”龙华对病友说。

（文中患者姓名均为化名。感谢抗抑郁公益组织“渡过”、郁金香阳光会的帮助）